“我认识咖啡应该是六七岁吧，它在二楼父母卧室的五斗柜上，罐子上写着巴西。那时候的一年级语文应该是从“大小上下”开始教的，我还没有上学但是认识咖啡和巴西了。正式的课堂是多么重要，可是正式课堂开始前，“前课堂”却总是已经开始，“前课堂”里也有讲台，讲台上也有内容，巴西咖啡就是我的前课堂讲台上的内容，板书写在罐子上，没有老师教，也不要抄写，我认识了。我还知道它是喝的，而且香，因为父母喝，可是他们喝时我没有认真凝视过，所以我不知道它需要煮。我舀了一勺子放在玻璃杯里，用开水冲，咖啡沉在杯底，我喝了一口，没有味道，就把它倒了。然后我倒了一点橘子汁，冲了喝。我没有对妈妈说这一件事，小时候这样的事情不是桩桩要交代的，马马虎虎、稀里糊涂、能不说的不是非要说，人也就不明不白长大了。

父母仍旧喝着他们的。他们是把咖啡包在纱布里煮的，小小的牛奶锅，味道在厨房里，也飘到二楼、三楼。但是我没有喝，那不是小孩的东西，它只是飘过。小孩啊，有的时候会走到不是他的东西面前，摸摸、看看、闻闻；有时那个东西在他跟前，他不摸不看不闻。小孩是飘忽的，但是童年的记忆却最结实，那一次没有味道的巴西，是我一直记得的一个重要的味道。

长大着的童年会到路上正正经经逛了，看橱窗看柜台，看着大人坐在饭店里喝着酒吃着菜，看见他们坐在咖啡馆里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，咖啡馆是中国最多的，这个流过江靠近海的大城市，有很多“最多”，但那时坐在咖啡馆里的人不会多，不容易客满。要革命的年月，喝咖啡不是好情调。我每次在南京路逛，经过海鸥咖啡馆、上海咖啡馆，都会隔着玻璃朝里看。当然不是看情调，而是看香味，看童年“前课堂”讲台上的记忆。那一次的咖啡沉在杯底，但是我知道巴西是很香的。这不需要告诉，心里就是会明白。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讲台，没有老师，那个讲台就是老师，让你立刻知道这个，渐渐明白那个，它比魔术师运上舞台的大箱子真切得多，魔术师的大箱子会让人炫目得飘来飘去，终究恍惚一生。

我只是隔着玻璃看，从来没有想过要走进去喝，那是真正的大人们的场地和座位，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大人，走进去会难为情。那个年代啊，人都怕难为情，小孩子不好意思干大人的事，大家都有秩序，安安稳稳，坐在咖啡桌前的大人们，也都手脚、姿势规矩，不假模假式，不挤眉弄眼，如果那个美国小说《麦田守望者》里的中学生，他站在中国咖啡馆的玻璃窗外，绝不会骂：“他妈的，假模假式！”这个美国少年，老喜欢骂假模假式的大人“他妈的”，嘴巴不干净。所以我也规矩地没有进去过一次！很多年后，我当作家了，为儿童们写了一篇《双人茶座》，就是一个儿童站在咖啡馆外面的故事。

爸爸离开我们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修改思想，家里的日子不鲜艳了，但是家里还是有咖啡。有一种咖啡叫上海咖啡，长方形一小块，几乎等于两块方糖那么大。外面包着雪白的糖，里面是咖啡，开水一冲，就缭绕了。那是一种多简易、经典的上海速溶，缭绕、弥漫了那个年月的普通家庭、狭小房间，呼吸轻柔起来，端着杯子的心里都在暗自抒情，写起无词的诗。那真也算是一首清苦日子里上海的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想想都鲜艳。很多年后的雀巢速溶，它根本不知道上海速溶：Made in上海咖啡厂！

我也买了带去过农场，在我独自的广播室小房子里偷偷喝，让自己香。我播放着那首无比抒情的《祖国永远是春天》，那个金子般的天才男高音，高音喇叭下的工地上，听得见他的缭绕，却闻不到我的弥漫。我独自缭绕和弥漫，不敢飘到屋子外，因为它不属于广阔天地里的情调。

还是感谢母亲，是她把上海速溶放在不鲜艳的家里桌上。正像桌上她买的那盏红台灯。红台灯还在我今天的桌上，咖啡也在我的桌上，童年的都在桌上，这真是美丽的遗传！

我早已经是自己磨咖啡豆用小壶煮了。我总是特别想在自己端起杯子的时候，也为妈妈煮一杯，可是年老的妈妈总是说：“喝了睡不着觉。”我也总是没有把那杯沉在杯底的咖啡故事告诉妈妈，童年的很多故事妈妈爸爸都是不知道的，糊里糊涂长大，清晰或模糊地自己记得，虽然都会沉到杯底，但是它的味道却总是那么好。可我终究还是以这个方式告诉了妈妈，那杯沉在杯底的巴西咖啡，味道真好！

我的母亲一直还在阅读，她也会读到我写的这个故事，她一定会说：“儿子，真好！”

一切都真好。